听冯小刚、陈可辛、戴锦华和张大春讲讲那些电影工匠的故事

　　在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新阶段，怎样理解“工匠精神”，怎样拍出受市场欢迎，又具有品质的好电影？这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电影有不同的类型与故事题材，但无论是古装战争片还是日常喜剧，好电影总是能抓住时代脉搏，抓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动人之处，走入观众的内心。这样的作品会受到不同低于不同年龄的观众的喜爱，因为人的情感世界是相通的。创作这样的电影需要人生阅历，需要对生活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还要在制作过程中的匠心。

　　本场论坛以《用工匠精神打造中国电影》为主题，邀请到了五位在中国电影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嘉宾。 冯小刚、陈可辛、刘震云、戴锦华、 张大春，既然个顶个都是电影圈里的“大佬”级人物，在论坛上说起以下这些拍电影时有关工匠精神的故事，一定也会让你受益匪浅。

　　冯小刚：工匠刘震云

　　1、走出来的《一九四二》

　　“刘震云他老说自己是个特别笨的人，特别笨的人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不想走捷径，走捷径的人都是特别聪明的人。当初我们俩弄《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那是一个调查体的小说，没有具体的人也没有具体的事，怎么把剧本写出来？我们蹲在大杨树下面想了半天，唯一的办法就是上路，沿着这部小说涉及到的地方走一步。我们走了三个月，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看到了一个一个逃荒的灾民，看到了花枝这一家，老东家这一家，看到了瞎鹿这一家，也看到了委员长、白修德。所以刘震云是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来写出来的这个剧本。”

冯小刚

刘震云

　　2、“不行，我还得改”

　　“很多作家觉得写剧本‘丢姿势’，写小说‘涨姿势’，很多作者就说你把这个版权买走，爱找谁写谁写，我是不写剧本的。但刘震云一定要自己改编。我接触的很多很有名的作家、编剧，他们在签合同的时候都说：“我就改一稿”。刘震云说：“我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和本事，一个剧本只改一稿就可以。”所以《一九四二》写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我不是潘金莲》也有5、6年，每一部都改了无数遍。有时候我觉得可以了，他觉得不行，还得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就是认真。”

　　“不会做的事没有做好是情有可原的，会做的事没有做好是不能原谅的。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工匠精神。”

张大春

　　张大春：工匠胡金铨

　　“这句话必须改”

　　“我的师父胡金铨导演，我和他合作过两个剧本，这两个剧本后来都没有拍成电影。但从这两个剧本里面我学到一件事：当时胡金铨导演住在美国，我剧本写完后还被请到美国去跟他改了八天七夜的剧本。我们在一个房间里，一张大床他在那头我在这头，剧本摊在中间，他红笔一圈，说这句话必须改。那句话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你的大恩大德请容我来生犬马以报。’他说我们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末年，讲的是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那个时候的人会用来生这个概念来思考问题吗？我想了一下，结草衔环的故事出自于《左传》，那就应该是在春秋。他说不对，结草衔环讲的是已经死去的父亲为女儿报恩。然后才想到，真的要到了东汉，在《孔雀东南飞》里，恋人死后变成了树继续相伴。”

　　“他提醒我，你必须体贴你的题材，你所处理的历史，体贴你要表现的故事，化入现实之中还能够有说服力到细致入微。”

戴锦华

　　戴锦华：工匠精神是最高标准也是朴素的爱

　　除了听故事，在这场大师坐镇的论坛上，观点的交锋更是极具看点。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认为：工匠精神首先应该指的是制作者和制作对象之间有一种朴素的爱，电影人必须是要爱电影的。“今天电影仍然是一个朝向世界、朝向人类的方方面面的窗口，如果你有心，你仍然可以在电影中找到一切你可能在网络或电视或其他媒介里找不到的东西。”朴素的爱，意味着极高的标准。但既然我们常提工匠精神，就意味着有时候我们的电影人和我们的电影未能达到这个标准。“即便是站在商业的角度上，一个导演也应该考虑的是最大的市场、最广泛的观众群，而不是只以他们想象中的观众群为目标。”

　　陈可辛：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才能拥有工匠精神

　　和戴锦华教授一样，陈可辛导演也认为“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喜欢就做不好，做不好就不能称之为工匠。”但与此同时，他却也拒绝闭门造车，他认为跟随市场的潮流并非完全不可取。“我到现在为止都挣扎着在拍市场需要的东西，心里面即便有东西要表达，也会看市场的需要。虽然这看起来好像违反了工匠精神，但我会把它完美化，会在过程中慢慢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近年来，陈可辛导演接连拍摄了《投名状》《十月围城》《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一系列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作品，某种程度上这正说明了他找到了市场和艺术、市场和个人的平衡。“我在市场的大潮流上不停拾取到更年轻的东西，不停在年轻人的价值观里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张大春

　　张大春：工匠精神也是服务精神

　　张大春是台湾著名作家，也为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担任剧本顾问。众所周知王家卫导演拍电影通常都没有完整的剧本，编剧在王家卫导演剧组的创作空间也不高。对于这一点，张大春自我调侃道：“王家卫导演需要的是一个能和他聊天的打字员。”即便如此，他仍然在和王家卫导演合作的过程中痛并快乐着。他引用翻译家梁实秋先生的一句话说：“编剧就和梁实秋先生说翻译一样，他说‘翻译不是艺术，翻译也不是创作，翻译就是服务。’冯导提到刘震云的时候说到他的态度，他愿意改，这就是服务。编剧要随时去揣摩导演的创作意图，这件事上如果编剧觉得有趣就会做，尽管不愉快也还是会去做。创作者不是当神当老大当债主，而是跟其他所有的创作者互相磨合，在这中间是在学习的，这就是工匠的精神。”